雅克·路易斯·大卫是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，在拿破仑时期成为宫廷艺术主导的主流美学风尚。大卫这个早年信仰革命的画家，与戈雅相反，早年受启蒙运动思潮，极力反对军权统治，属于激进的革命团体，但在完成《荷拉斯兄弟之誓》和《马拉之死》以基督受难殉道的形式记录了好友的死难之后，却又变成了拿破仑的御用画家，完成了《加冕式》和《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》这样“君权神授”的作品。他历经法国大革命、拿破仑执政、波旁王朝复辟等革命变革，坚持古典主义立场和观点，创作了大量作品，也培养了大批学生。《加冕式》是绘制的1804年12月2日的“加冕典礼”历史画，此画忠实记录于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的国王加冕仪式的一幅情景。首先，拿破仑希望“复辟”能更容易被世人接受。所以要选择一个没有被加冕过的教堂，其次，巴黎圣母院是法国首都最宏伟的大教堂，是从17世纪开始就是法兰西民族荣誉的殿堂，还是巴黎市民最常光顾的大教堂。因此，圣母院同时寄托了法国人的民族自豪和宗教情感，是“法国人的皇帝”拿破仑加冕登基的最佳选择。经历法国大革命后，罗马教皇和教廷的权利一落千丈。在自信到自负的拿破仑看来，教皇形同虚设。但他也认识到宗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，他曾说过：“没有宗教，就没有政府。”所以，拿破仑掌权后恢复了法国境内的天主教信仰自由，并敦促庇护七世出席他的加冕礼（历史上，都是帝王去梵蒂冈接受教皇加冕）。画中，拿破仑位于画作前方，教皇做在后面，这种构图正是为了表明法兰西皇帝的权力并非来自罗马教宗，法兰西皇权从来就不低于罗马教权。给皇后约瑟夫加冕，而不是自己带上皇冠是因为拿破仑带领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是：推翻封建帝制，争取欧洲“兄弟国家的平等”。而胜利后夺取胜利果实的复辟，毕竟没有那么光彩。玛丽亚·莱蒂西亚·拉莫利诺是拿破仑的母亲。她非常不喜欢儿子自己选的媳妇——约瑟夫。她性格强硬，于是她缺席了儿子的加冕。而大卫的“拍马屁”却恰当好处地把她安排在看台上。约瑟夫旁边有个小男孩，按理，这个孩子是约瑟夫和前夫的儿子。而在大卫的画中，这个孩子长的和拿破仑非常像，据传，这是拿破仑和约瑟夫早年的“结晶”。 大卫是典型的“文宣”画家，所以和中国史家“秉笔直书”不同，所有关于拿破仑的作品，大卫一一会做美化。回头看法国大革命刚到来时，大卫还曾积极投身其中，为国民议会创作了不少绘画。此画便是其中一幅重要的历史画，题材取自画家亲眼所见的悲剧场面。 《马拉之死》就是绘制的1793年7月13日，大革命的领导人、雅各宾派的领袖马拉遇刺身亡，就在当天，画家赶赴被刺杀的现场作了速写和记录。马拉因患有风湿性关节病，每日需浸在浴池中工作数小时，被刺杀时他正坐在浴缸里，凶犯的匕首抛落在地上，鲜血从马拉的胸部伤口处向下流着，死时脸上却带着平静的表情。在浴缸旁的长方形木墩上，还放着笔、纸、墨水瓶，马拉的左手正拿着准备签署的文件，木墩上清晰地写着”献给马拉，大卫”，表示画家对革命者的深深敬意。整幅画既平易近人，又具有宏伟的纪念碑形式。画面的取景、环境安排、道具选择、人物姿态完全按真实记载，但又经过极其精心的筛选而避免过份日常生活化。同时在构图上留出上部大片平面的背景，使马拉的人体具有雕塑感，也加强横线构图结构的稳定感。从而，这幅画既使人感到朴素生动，又使人觉得是一座庄严永恒的丰碑。大卫的这幅画构图单纯、庄严，光线显然是从左侧投入的，它照亮着马拉的身躯和面部。画面的明暗处理比较调和，意识的风格和三维纪念碑 使观赏此画的人对这位革命英雄、穷苦人民的代言人肃然起敬，从而对卑鄙地谋杀人民之友的凶手激发起无比的仇恨。在拿破仑失势后，大卫意识到王权复辟是行不通的，等待他的唯有落荒而逃，于是亡命致布鲁塞尔度过了悲惨的余生。

《马拉之死》

《加冕式》

《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》

《荷拉斯兄弟之誓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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